[新聞] 中年人二次移民加拿大:在外國當侍應也有尊嚴

何先生90年代初隨父母移民加拿大溫哥華並取得加籍,在當地升學與就業七年後回流香港。「我在香港土生土長,香港是我家。當時環境好,我懷著理想與熱血,希望將外國的見識帶回香港,發揮力量。」
此情不再,「2014年人大頒布八三一框架,講到明叫大家收檔,不用你理!雨傘運動期間,政府無視市民露宿數十天。當政府不關心人民,這個地方就不會有美好的將來。我支持學生,曾經帶同政治保守的朋友看看反高鐵、反國教以及雨傘運動是甚麼回事;朋友亦受到思想衝擊,猛然發覺學生並非不懂事。」
30年後的今天,何先生正預備再次回到加拿大,並且申請身在香港、本身未有加籍的太太移民加國。其實從四年前開始,他已經陸續將資產轉移至加國。「我本身在香港做演唱會工作,到了在加拿大未知會做甚麼。做兼職也好、侍應也好,在當地已夠日常開支、也有尊嚴。」
80、90年代大批港人移民加拿大,他們之後回流香港,如今卻想二次移民加國。網上圖片
「我不相信共產黨,現在香港的食住行都出現問題。去平價餐廳擔心內地食物不安全,幫襯稍為正常餐廳,即使在工廠區吃午飯已經要動輒上百元。地鐵長期有問題、Uber 不放行、紅隧永遠擠塞、公立醫院逼爆、私家醫生勁貴,如果沒有買保險、積蓄不多,真係『死得』;即使賺到100萬元,大病一次已經燒掉50萬元。我每天在街上見到老人家,覺得自己尚算幸運。幸好我沒有孩子,否則更『大鑊』,入幼稚園已經要靠人事關係,小朋友見媽媽如此,長大後會如何?入學後又是測驗和補習。年輕人更加沒有將來,只能申請公屋。」
流行文化掣肘越來越多
他任職的演唱會行業也不見得蓬勃:「內地對港台歌星設限制,不但不可戴耳環,內地表演更可因『不能抗力的原因』突然取消,譬如是高官南巡或天災之類,政策朝令夕改,令人無所適從。我希望盡量少接觸內地,內地的稅項問題、人們的嘴臉與做事方式都不是我願意接觸的。」
何指出,不少一度於內地當紅的香港藝人,近年已紛紛回港,縱然北上可以賺大錢,卻不想惹上稅務官非,又不能開罪大陸。可是現在不是80年代,香港市場無復當年勇,沒有人工,生活也成問題。香港不但歌詞方面有禁忌,歌手演出也需要商戶支持,場地亦多為政府康文署管轄。「在無形掣肘下,大家自我審查、甚麼都不敢做,連《小熊維尼》也不敢唱。還會有當年達明一派《十個救火的少年》一類歌曲嗎?唯有翻唱舊歌、唱唱情歌、hea 下;聽眾就轉投 K-pop。現在的笑片也令人笑不出,只有合拍片可以賺錢。但藝術不應該是這樣的。」
同理,他認為香港的電台、電視台與報章已經歸邊,除極少數以外,敢言的傳媒人一個一個倒下,餘下的只能風花雪月,講講大灣區或國家有多好。
「近數年覺得,香港這個家已經不再屬於我。每天別人走進我家,既不按門鐘也不敲門,烏煙瘴氣。高鐵、戲曲中心、廣東道、銅鑼灣都不是我的地方,就如澳門人不喜歡幫襯昂貴的威尼斯人酒店、真正的北韓人不住在平壤一樣。」
至於大灣區,何先生認為其目的是讓香港沿用國內制度、與大陸同化:「將香港模糊化,變成普通的國內城市。高鐵、港珠澳大橋都是為了滿足內地。
他續說:「『君子不立危牆下』,此時此地就是危牆。」
在外國每月工作十數天已足夠開銷
何先生申請太太移民加國,他對於在彼邦工作卻沒有肯定的打算。他認為,現在科技發達,自己平日可以留在溫哥華,同時保留香港的演唱會生意,有演唱會項目的時候回港數月。「在加國找份兼職也好,去 Starbucks 打工也okay 無所謂。我計算過,由於之前已經賣掉香港的資產,因此我到了加國後每周只需工作四天、即每個月十數天,賺取萬多港元的收入,已經夠用。」
他以香港親友為例,兩公婆辛勤工作,月賺十萬港元;然而由於本地物價騰貴,扣除房屋支出、兩個孩子在國際學校的學費、外傭薪酬,七除八扣後每月剩下不足一萬元。親友於是回流加拿大,單是變賣香港的車位已能套現一百多萬港元。現在子女於加國享受免費教育,夫婦生活優悠,隨便幹點活即可。
「有人覺得我數年前賣掉香港的資產,十分愚蠢;我則已經看透,現在隨時可以離開,等太太簽證獲批便一同離開。」
太太是會計師,長遠來說希望可以在加國考牌。加國稅務非常繁複,許多人聘請稅務專家代勞,因此太太希望將來可用自僱形式在加國提供報稅服務。雖然太太之前一直在香港居住,但是每年跟何先生到加拿大一兩次,在當地有朋友,因此要適應亦不成問題。
何先生有感,電影《十年》的情節已成真。網上《十年》劇照
那麼,他認為香港會有沒有轉機?「2003年50萬人上街、成功爭取訴求的時候,我的確覺得很有希望。現在?不用10年,香港已經出現電影《十年》的情況。我認為未來香港的樓價將與深圳同等或者更低,將來的人不會記得以前有個叫『香港』的繁榮都市,『香港』只會成為我們的『鄉下』,有時間便回來看看,卻不是我們生活居住的地方;廣東話亦會變成我們的『鄉下話』。當人民幣國際化後,港幣會逐漸變成與澳門幣同等。今日澳門,就是將來的香港。」
說到這裡,何先生說自己不算有太大感觸,畢竟時代的洪流不能由他一人改寫,既然香港已經變成不再熟悉的地方,唯有隔岸觀火。世界太亂,何不找一個較為美好的地方居住。他有感外國也有問題,但最少人們活得有尊嚴、賺得少也足夠維生。最後,他寄語年輕人:「一定要到外面見識一下,想法就會不一樣;走了可以回來,不走就永遠在這裡。